文/黃善聖
作者為華德福大地7-12年級導師、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音樂家。曾任諾特班、橙星班兩輪12年導師,現為八年級泊雅班導師,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暨藝文中心顧問。
液態現代性:「當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土崩瓦解。
在宛如浪潮般,無常變幻的城市裡,
人們四處游蕩,不知何去何從……」
許醫師之於大地是創辦人,也是校醫,每位教師、家長和孩子都在她的照護之中。每週的教師會她親自參加,並在討論結束後,與老師們分享她與孩子看診的觀察與想法,特別是她從醫療角度所理解、看見的孩子。這是老師們難以觸及的一面。認識許醫師大概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年,我結束法蘭西的學業回國,因緣際會下,到了草創時期的山峰華德福任教,成為許醫師兩個孩子的老師。那時,她是我的家長。後來,蒙許醫師抬愛,我成為大地的一份子。那時,他是我的引領者、同行者,也是我的醫生。從純樸的古坑來到車水馬龍的台中,我深切體會到身體與心魂在都市中的消耗,也在一年又一年的教育現場,看見現代性如何融化、解構我們眼前的生活,以及孩子們開展中的青澀生命。
失落的自我
社會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曾以「撒但的磨坊」指出現代工業與市場機制對人類有機社會的殘酷碾壓;包曼(Zygmunt Bauman)則描繪了當代「液態現代性」下,一切結構、承諾與認同皆處於流動與碎裂之中的生存景況。在這樣高度分工與官僚理性的雙重宰制下,人與人的信任連結被割裂,人與自身身體、情感與精神的內在統合也陷入難以復原的異化之中。
在主流教育與醫療體系裡,這樣的破碎更是劇烈。學校最終淪為競爭場域,醫院則將人窄化為生理機能的修繕對象。當孩子在發展中出現適應困難、退縮或躁動時,制度往往粗暴地將其標籤化為一種「病態」,甚至讓「尋求醫療」這件事背負上承認缺陷的污名化羞恥。然而,在液態現代性的狂暴浪潮中,身心失衡早已是普遍的時代創傷,誰的心靈不生病呢?
許醫師總是告訴我們:教育即是一種預防醫學。同理,反過來說,醫療也是支持自我主體力量開展的一種教育。許醫師在大地的實踐,便是為了修補在現代性中被磨碎的關係與自我,讓受創的孩子重新成為完整、一致且自由的個體。
還原眼前的孩子
大地的醫事支持系統相當完備:有天使班與治療性優律司美對身心空間秩序的重整;也提供幼小銜接的發展評估,以及許醫師、陳醫師的聯合診所;甚至,當老師們課務繁重、身體微恙時,許醫師也會以最快的速度給予協助並對症治療。許醫師總是說,生活照顧好,工作就做得好;把老師照顧好,孩子們的學習自然就好。
這套系統之所以能為孩子們帶來最根本的幫助,在於醫者與導師之間實踐了一種胡塞爾意義上的「現象學還原」。傳統體制中,孩子身上總被附加上各式各樣的外在標籤——階級、身份、性別、成績或行為常規等。但在許醫師給老師們的指導中,我們首先「括弧」(去除)了這些世俗的黏貼與刻板成見。每隔一段時間,許醫師會主動詢問:導師與孩子工作的困難是什麼?孩子在生活中需要哪些敦促?孩子在課堂與遊戲間的身體呈現何種狀態……?
許醫師的問診經驗豐富,能夠精準地拿捏醫病與親師間的溝通分寸。導師可以放心地如實陳述對孩子的觀察,無須擔憂引發家長的對立或防衛。許醫師能夠兼顧宏觀與微觀的洞察,將老師在校園的看見、父母在家中的焦慮,以及她在診間切脈、對話時感應到的器官、身體節律等融鑄統合。她能夠看見被還原後的孩子——作為一個孩子的純粹。當我們卸下孩子身上的社會束縛,穿透表象的問題行為,看見最真實的生命本質後,在真誠的理解與陪伴中,孩子便能適性成長,成為他自己。
兩個少年生命的重建
在人智學生命史的視野中,七到十四歲(第二個七年)的感受體發展,以及十四到二十一歲(第三個七年)的自我意識成形期,器官力量的盛衰決定了意志與自我認同能否順利扎根。執筆此文這天,剛考上大學的畢業生W同學恰好返校探訪,趁這個機會,我與他聊聊和許醫師看診的過往。許醫師幫助過的孩子難以計數,本文僅以兩位同學作為簡單的個案分享,呈現醫教協同實踐的生命例證。
1. W同學:
小學四年級從體制轉來大地,那時的他將自己擠壓在角落的孤單中。下課時,他總是一個人在位置上看小說,神情疏離,讓人懷疑他是真在閱讀;抑或只是以此築起與世界隔絕的屏障,一種掩護自我安全的假動作。
五年級,他開始在許醫師診所就診。當時的他腸胃吸收不佳、身形極度瘦弱,同時受著過敏的困擾。看診時,許醫師檢視他的舌苔、探查脈象、耐心地對談,並經常與我討論他的學習日常。許醫師認為孩子的肝臟力量不足,導致身體的動能無法支持思考的落實:孩子的內在有企圖,但身體缺乏動力,無法推動實踐的力量與意志。
除了人智學藥物,許醫師也開立「生活處方」:叮囑他「去打球」,同時要求他必須「每天早起,親自為全家人料理早餐」。W同學在九年級時整體狀況獲得顯著改善,並持續看診至十年級。
「在回憶中,我很喜歡跟許醫師聊天,整個看診過程是非常愉快的。從小五看到高一,一開始是因為腸胃吸收差、人太瘦,還有過敏,後來許醫師幫我調轉骨。看診時許醫師會看我的舌苔、細心把脈,問我在學校的狀況,叫我去打球,也特別關心我有沒有做家事,甚至要求我早起為家人煮早餐。我後來真的做到了,開始早起幫大家煮飯……調了之後,過敏好了很多,體重也從原本的過瘦慢慢長到了適中,情緒也穩定了。關於這個經驗,我常在想:究竟是單純因為我長大、意識改變了才變好,還是因為許醫師的治療,才讓我得以順利長大?我不確定答案,但我非常慶幸在成長過程中,能有一位醫師願意真誠地聽我說話、關心我。」—— W同學這麼說。
早起和勞動改變了身體的慣性,為家人備餐,則將一個退縮的個體重新建立在家庭的承擔與責任之中。W同學也曾經做了一個多月的律動按摩。數年間,我看著他從那個細瘦、畏縮的樣子,逐漸伸展開來,過敏改善、體態健朗,最終蛻變為能主動承擔班級事務、在學習中自信奔跑的懂事青年。原本破碎的自我,在具體的勞動與社群連結中重新站了起來,多次成為年度戲劇公演亮眼的主角。
2. T同學:
與W同學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同班的T同學。他聰敏過人、思緒敏捷、課堂上多話且調皮,在體制學校不被接受,老師建議他嘗試實驗學校。小學四年級開始,他固定在許醫師診所看診,這樣的關係持續九年,直到十二年級時許醫師離世。
七年級的時候,我成為這位孩子的導師。那時的他雖然一樣活潑,但已不再那樣浮動,是成熟的小大人了。他會問我:「怎麼辦?」除了面對自己青春期的焦慮,家庭也發生革命,與家人的關係產生對立,進而懷疑自己,對未來感到無力與消極。T同學偶爾會抱怨服藥的繁瑣(雖然有些藥甜甜的很好吃)與回診的耗時。然而,作為陪伴他走過整個中學階段的導師,我非常清楚這是他慣有的好強。以他極具主見又倔強的脾氣,若非發自內心感受到這份醫療支持的力量,是絕不可能持續就診長達九年的!那句「麻煩」,不過是青少年不願表達情感依賴的面具,總是要假裝一下。幾年下來,他逐漸沉澱,完成了生命的重塑,從一個令大人神經緊繃的頑童,成長為深思熟慮、行事沉穩、踏實工作的青年,是班級中特立卻又安定的力量。
畢業之際,這兩位曾在體制學校被視為難以適應的邊緣少年,雙雙應屆考取了超越眾人預期的頂尖國立大學。然而,比世俗成就更具意義的,是我們看見他們在身體、心靈與自我意志的完整重塑中,重新找回安身立命的內在力量與自我認同的圖像。他們知道自己已經成為自己想要的樣子,並且感到安心自在。
時間的守候
並不是所有生命都能在這樣的醫教協同中走過完整的轉化歷程。在十幾年來的教育現場中,我們也見過一些令人遺憾的擦身而過。那些未能持續的孩子,往往因為難以等待人智醫學所需要的「時間」。
現代性的另一個特徵,便是對即時與效率的極端追求。人們習慣了對抗療法在短時間內壓制症狀的表象(幾個小時、幾天之內能看見的藥物作用),卻缺乏耐心等待生命深層結構的有機生長。人智學醫學觸及的是物質體、生命體與星芒的長時段重建,它必須順應生命節奏與靈性共鳴,在時間中修補、治癒。當部分家庭因未能見到立即的成效而選擇放棄時,我們惋惜的,正是那份在現代性焦慮中被過早切斷的自我縫合契機。
結語:詩意的棲居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曾引述荷爾德林的詩句:「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之上。」然而,在制度與理性的無情肆虐、人與自身關係嚴重碎裂的現代社會中,我們該如何為孩子尋回這份安穩棲居的可能?許醫師與教育工作者的醫教合作,為當代漂泊的生命重築我們「詩意的棲居」——內在自我的棲居。
回想W同學在訪談最後的提問:「究竟是我長大了所以變好?還是因為有許醫師,所以我才能好好地長大?」不管是從社會學,抑或是人智學、生命史的角度來看,成長絕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在關係網絡中被看見、被托舉、被安放的一連串的互為主體的複合歷程。許醫師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在於她的醫者仁心,悉心修復被現代性割傷的孩子們,使沉睡於身體深處的靈性力量得以按其自身的節奏甦醒、成長。
許醫師雖已遠行,但她在大地所建立的醫教協同典範,依然溫暖地守護著我們。作為許醫師的患者、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謹以此粗糙的文字見證這段難以描述的偉大美好。願我們謹記許醫師的愛與精神,守護自己、彼此守護,也守護每一個孩子生命的開展,讓他們都能無羈無絆,在大地上詩意而安穩地棲居,悠然地成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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