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來自台灣、關於對話、在地化與人智學未來的反思

文／成虹飛
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華德福教育中心與華德福教育碩士學程的共同創辦人。長期參與台灣的華德福教育運動，並支持多所華德福學校的創立與發展。工作也聚焦於對台灣高等教育進行批判性的重新思考與轉化，包括知識取向與教育形式兩方面。探索如何將人本精神與華德福教育的元素帶入大學教育，以促進更全人且具有轉化性的學習方式。

今年五月與六月，我參加了三次與朋友們一起進行的線上閱讀討論，主題是魯道夫・施泰納以及東方與西方的關係。這個系列名為「日月研討會」（The Sun and Moon Seminar），由日本人智學會代表 Kai Iruma 發起。聚會以英文進行，以施泰納對東西方關係的思考為核心，希望跨越地理與語言的界線，邀請關心亞洲社會發展的人們進入對話。歌德館數學與天文學部門的 Oliver Conradt，以及台灣磊川華德福校長開詩婷，也受邀共同主持。

圖1　施泰納關於東方與西方的圖像

從當下重新觀看一幅圖像

在這幅圖中，一個標示為「West」（西方）的藍色、尖銳而帶有角度的幾何形，與一個標示為「Ost」（東方）的紅色、流動而有機的形體相遇。兩股力量彼此遭逢。第一次看到它時，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張力。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簡單地把二十一世紀的假設投射回過去，僅憑這幅圖就聲稱自己知道施泰納當時所有的意圖。然而，對我來說，另一個問題同樣重要：當一個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台灣的人，今天遇見這幅圖時，會發生什麼？

我感受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姿態。一種較為尖銳、分析、分化，並朝向清晰的外在形式；另一種則較為流動、溫暖而有機，強調整體性與內在連結。但這立刻又引出另一個問題：這些姿態真的就等同於「西方」與「東方」嗎？

一百年前，這樣的語言或許顯得較為理所當然。今天，我們生活在移民、全球化、數位溝通與持續不斷的文化交流之中。一個亞洲人可能以過去被稱為「西方」的方式思考，而一個歐洲人也可能以過去被稱為「東方」的方式經驗世界。因此，我逐漸不再把東方與西方理解為固定的地理或文明身分，而更趨向把它們視為人類面對世界時不同傾向或能力的名稱。

於是，問題也改變了。它不再是：東方與西方，哪一方將會勝出？而是：這些不同的能力，如何能在一個更完整的人之中相遇？

以太極重新詮釋

帶著這個問題，我嘗試把施泰納的圖像轉化成另一種形式。我保留了兩種顏色，卻把原先充滿張力的相遇重新構成為類似太極圖的形態。

圖2　透過太極形式重新詮釋東西方圖像

對我而言，這個轉變很重要。太極提醒我，看似對立的力量並不必然互相排斥。正如我們熟悉的說法：「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一極的存在並不必然要求另一極消失。事實上，正是透過另一方的存在，每一方反而可能更充分地成為自己。這種可能性，使我開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亞洲人智學工作者與歐洲人智學傳統之間的關係。

我們不需要拒絕歐洲，才能發展更強的亞洲主體性。歐洲的人智學傳統確實滋養了我們許多人，也已成為我們自身生命歷程的一部分。同時，我們也不必為了認真學習人智學，而讓自己的文化背景噤聲。真正的相遇並不要求我們選擇一方、放棄另一方。

我們可以珍愛施泰納，同時仍然向他提出問題。我們可以尊重來自歐洲的老師與前輩，同時也告訴他們，我們的經驗在哪些地方有所不同。我們可以深化對人智學的投入，同時也深化對儒家、道家、佛教、台灣歷史、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我們所生活的這片土地的理解。這些道路並非不能相容。

超越平衡：走向動態的螺旋

然而，過了一段時間，我覺得太極圖仍然不夠。傳統太極圖呈現的是一個美麗而完整的圓：兩股力量都在一個平衡的整體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我所期待的東西方相遇，並不像一個已經完成的答案。它需要保持更加開放、更具歷史性，也更加動態。

真正的文化相遇，不只是「這一半屬於你，那一半屬於我」的安排。真正的相遇會改變雙方。當我真正聽見另一個人時，我已經不再完全是原來的自己；當另一個人真正聽見我時，他也可能開始在自己身上看見某些新的東西。

這使我開始想像第三幅圖像：不是一個封閉的圓，而是一個螺旋。

圖3　東西方的動態螺旋：從張力走向相遇與更高的統一

在第三幅圖像中，兩種運動不再只是各自佔據互補的兩半。它們旋轉、相互滲透，並向外敞開。我被螺旋的形象吸引，是因為它具有中心，卻不會成為封閉的圓。它可能一次又一次回到相似的位置，卻永遠不會回到完全相同的地方。每一次相遇，都可能帶來新的理解。

因此，中心的「更高統一」（higher unity）並不是說，東方與西方應該混合成某種差異消失的東西。恰恰相反，任何真正配得上「統一」之名的統一，都必須有能力容納差異。如果最後只剩下一個聲音，那麼我們並沒有達成統一；只是其中一方消失了。

我所想像的更高統一，是一個新的關係空間：我仍然是我，你仍然是你，但透過真正的相遇，在我們之間可以產生某種原先並不存在的東西。也許，這提供了一種想像未來人類共同體的方式——不是一個所有人都變得一樣的世界，而是一個我們學會與差異共存，並允許相遇改變我們的世界。

跨越一個世紀閱讀施泰納

這樣的過程，也對我們今天如何閱讀施泰納提出了要求。施泰納生活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他絕大多數的演講也是對歐洲聽眾發表的。他所處的歷史情境、知識環境，以及當時歐洲人想像亞洲、非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方式，都與我們今天的情況有相當大的差異。

一百多年後，人智學與華德福教育已經傳播到全世界。今天閱讀施泰納的，不再只有歐洲人，也包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許多不同文化環境中的人。讀者的共同體已經改變，而帶入對話中的問題、經驗與觀點也隨之改變。

對我而言，承認這一點並不會貶低施泰納。我仍然在他的作品中發現許多超越其歷史時刻、值得被重新發現的洞見。然而，忠於一個活生生的靈性動能，並不必然意味著把每一個歷史性的表述原封不動地帶入二十一世紀。它也可能意味著：在新的相遇之光中，檢驗、更新並重新翻譯我們所承接的一切。

如果我們認真看待施泰納對靈性感知的理解，那麼對我而言便會浮現一個重要的知識論問題：靈性的感知與接收並傳達它的具體個人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這個人畢竟是處於某個特定的時代、語言、生命歷程與文化之中。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為了否定靈性知識，而正是因為我希望更認真地面對它，包括這個靈性知識進入特定歷史與語言時所負載的人類條件。

從這個意義來說，尊重並不等於沒有問題。有時候，恰恰因為一個思想對我們如此重要，我們才必須與它進入對話，並願意提出困難的問題。而這正是我所理解的 spiritual activities（靈性活動）的真正意義。

活在邊緣

最近，一位朋友使用了一個一直留在我心中的說法：或許，我們所有人在某種意義上都「仍處在人智學的邊緣」。我逐漸發現，「邊緣」這個意象出乎意料地富有生產力。它不一定意味著被排除在中心之外，也不意味著較低程度的歸屬。它可以指稱一種距離——正是從這樣的距離中，理解、提問、翻譯與新的感知才成為可能。

對我而言，這個邊緣位置至少有兩個面向。第一個涉及施泰納自身的認識方式。他的靈性知識多來自超感官感知，但大多數的我們並不以同樣的方式具有這種能力。因此，我們是透過演講、書籍、實踐、概念，以及自己和他人的詮釋，來接觸他的靈性研究。在直接的靈性感知與我們理解其所傳達的內容之間，無可避免地存在著一段距離。這段距離所要求的不是被動的相信，而是耐心、持續的內在成長、生活的體驗、開放的心靈、嚴謹的檢驗，以及心靈的責任感。

第二個面向是歷史與文化的。施泰納有些表述形成於一百多年前的歐洲，其語言、假設、論辯與文明分類，都與今天生活在台灣、日本、印度、南非、巴西、澳洲或其他地方的人有所不同。有時這個距離不大；有時卻會讓人感受到真正的鴻溝。然而，這兩種距離都不能取消施泰納思想中可能存在某些普遍而持久之物的可能性。事實上，正因為我們許多人仍然從中感受到這樣的真實與滋養，詮釋的工作才如此重要。

我逐漸對這個邊緣的位置心懷感激。它帶來某種創造性的自由。如果沒有任何當代讀者能夠直接佔據施泰納原初的感知位置，或完全進入他當時的歷史世界，那麼我們任何人都不能宣稱自己掌握了整個中心。我們都以不同的方式，成為讀者、實踐者、翻譯者與參與者。因此，邊緣可以成為相遇之地，而不是排除的界線。

如此看來，人智學或許不應被想像成一個封閉的圓，擁有一個唯一獲得授權的中心與遙遠的邊陲，而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更廣大、更開放的歸屬場域。來自不同族群、語言、文化與歷史背景的人，必然會以略有不同的方式理解與實踐靈性科學。這些差異不必削弱這個運動。它們可以形成一個異質的光譜；在其中，每一個人都對追求真理負有責任，同時也允許他人從自己的立足點自由地追求真理。

這也改變了一個世界性人智學運動的任務。當然，我們需要繼續深化對施泰納作品的理解。但或許，我們也必須同樣認真地深化對彼此的理解。當人智學真正地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歐洲與北美洲被遇見時，它會成為什麼？不同的歷史與靈性傳統，如何照亮另一種脈絡未曾看見的面向？一個世界性的運動，不可能只是把同一套表述傳播得更廣就能形成。它還必須學會接收：當這些思想在世界各地扎根之後，那些地方又帶回了什麼。

從學生到對話夥伴

這也可能標誌著亞洲人智學社群與歐洲同事及老師之間關係的一個新階段。多年來，我們亞洲許多人主要站在學生的位置：老師來了，我們學習；他們帶來人智學與華德福教育的經驗，而我們努力理解、吸收並加以實踐。這個階段不可或缺，而且向他人學習的能力永遠不應失去。

但也許現在，另一種運動可以與它並行成長：從主要是單向的學習，走向相互的對話。這樣的對話並不減損感恩或尊重。它要求一種信任：每一位參與者都可以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說話，可以對承襲而來的事物提出問題，也能接受別人反過來的提問，並一起繼續追尋真理。

例如，當一位歐洲朋友談到「東方」時，我們可以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回應：作為一個生活在亞洲的人，我從這個描述中聽見了什麼？它在哪些地方照亮了某些真實，又在哪些地方沒有看見我的文化與歷史的複雜性？同時，我們也必須同樣願意讓別人質疑我們自己的假設。

在這樣的對話中，亞洲人不再只是被置於「東方」這個寬泛類別之下被代表。我們成為能夠從自身歷史之中說話、回應、提問與貢獻的參與者。也許到了那時，我們不只會問：「施泰納如何看待中國文明？」或「施泰納如何理解東方？」我們也會問：當人們從台灣、日本、印度或其他亞洲脈絡閱讀施泰納時，會產生什麼問題？而從我們自己的文化與當代經驗出發，我們又能為人智學與靈性科學的持續發展貢獻什麼？

從傳遞到交織

這種相互的運動，有時可能不只是狹義的對話。它可能涉及交織、混成，甚至某種形式的「雜交」（crossbreeding）。我刻意使用這些詞，但並不是要主張一種不加分辨的混合，使差異失去自身的特質。我的意思是：活的傳統在真正相遇時，本來就會改變。它們會吸收新的問題、發現新的表達形式，有時甚至產生任何一個傳統單獨存在時都無法創造的可能性。

這樣的過程在人類文化中其實十分常見。語言彼此借用並轉化；音樂形式跨越地域，成為新的東西；宗教與哲學傳統進入新的土地後，也會發展出新的重點。教育亦然，思想進入不同社群之後就會發生變化。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想像人智學可以免於這個活生生的過程？如果人智學是屬於全人類的靈性資源，而不是某一地區的文化財產，那麼它在世界各地的未來，或許正取決於它是否有能力進入真正能轉化所有參與者的關係。

對我而言，這並不意味著相對主義。詮釋的多樣性並不表示每一個主張都同樣真實。它意味著，對真理的追尋可以透過多種具有具體處境的觀點來進行；每一種觀點都可以在相遇中受到質疑、修正、深化與豐富。我們的任務不是讓文化差異免於一切批判，也不是讓承襲而來的人智學表述免於一切重新詮釋。我們的任務，是培養足夠有力量的對話形式，使它能同時容納忠實與轉化。

重新學習如何說話

我還懷抱著另一個希望。對運動之外的許多人而言，人智學可能顯得封閉或神祕，彷彿它屬於一個擁有自己特殊語彙的小型社群。有時，即使在我們自己之間，我們使用的語言也主要只有已經身處這個傳統內部的人才能理解。

然而，如果我們真的相信人智學包含某些珍貴的東西，我們也有責任去問：它如何能進入更開放的相遇形式？一個人不應該必須先接受整套人智學世界觀，才有可能從其中獲得滋養。一位台灣的家長、公立學校教師、藝術家、農夫、科學家、勞動者或年輕人，都應該能夠在自己生命的關係中，從人智學遇見某些有意義的東西。

為了讓這件事成為可能，我們或許需要重新學習如何說話：使用別人能理解的語言；從我們所生活地方的經驗出發；並與其他教育哲學、科學、宗教、藝術與文化傳統進行真正的對話。專門概念有時是必要而精確的，但它們不應成為框限經驗的一堵牆。當一個洞見在我們身上已經成為活的知識時，我們也應該能以邀請他人共同探究的語言來接近它。

重新學習如何說話，也意味著承認：對話並不總是在相同的媒介或相同的速度中進行得最好。對從事跨國語言學習與工作的人而言，當面的非母語溝通有時跑得比腦中的思考還快，使精確表達變得困難。此外，在許多國際聚會與討論場合中，我們經常看見來自非西方地區的參與者保持沉默。這種沉默不只是語言障礙或文化特質的結果；它也反映出更深層的權力關係，需要被共同覺察並加以轉化。書寫、翻譯、沉默以及延後的反思，都可以是同樣真實的聆聽與回應形式。一個世界性的運動，需要為這些不同的溝通節奏留下空間。對話中的善待，不只是聆聽不同的觀點，也包括允許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尋找語言，使那些觀點得以出現。

以邀請，而非結論作結

在這篇反思的最後，我並沒有得到一個完整的答案。或許，太快給出答案反而會違背我試圖描述的這個過程。我更願意以一個邀請作結——邀請台灣與亞洲的朋友，也同樣邀請世界各地人智學運動中的朋友。

回頭看這三幅圖像，我現在把它們視為一段尚未完成旅程的三個階段。第一個是張力：我們辨認出差異。第二個是互補：我們發現差異並不必然意味著對立。第三個是生成：我們不再滿足於把兩方安置在一個平衡的圓之中，而是進入一場結果尚未預先決定的相遇。

也許最重要的並不是最後那幅完美的圖像，而是運動本身：從張力到相遇，從相遇到理解，再從理解走向新的問題。我們一次又一次回返，重新發現自己，也重新發現他人。這就是螺旋對我逐漸具有的意義。

我們並不是都從同一個起點，朝向一個單一而固定的中心前進。我們從不同的邊緣靠近，攜帶著不同的歷史與問題。然而，透過相遇，邊緣本身也可以成為具有生成力的地方。重要的不是每個人最後都抵達完全相同的表述，而是我們朝向真理的運動，變得更有意識、更相互，也更有能力接收他者所能揭示的東西。

我提出這些想法，不是作為一個別人必須接受的立場，而是作為一場對話的開始。我希望，在我們不同的土地上、不同的歷史之中，我們能夠繼續一起進行這場對話。